1922年，张宗昌把俄国武官赢了个精光，面对对方的拔枪恐吓，张宗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钱就算了，把你身边那个会弹钢琴的女人留给我就成！”
1922年冬天，张宗昌到了海参崴。
海参崴那时候是个热闹地方。
俄国革命之后，大批沙俄贵族、军官、商人带着仅剩的家当流落到这里，有钱的住酒店，没钱的住破屋。
张宗昌走进一家大酒店，大堂里有人在弹钢琴。
弹琴的是个女人，金发，坐姿笔挺，手指落在琴键上，动作很干净。在这个乱哄哄的地方，她弹琴的样子和周围的嘈杂完全不搭，显得格外突出。
张宗昌在酒店里停了下来，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。
他在北方的战场上听过炮声，在赌桌上听过骂人声，在矿上听过铁镐凿石头的声音，但这种钢琴声他没怎么见过。他不懂音乐，但他懂得一件事：这个女人，他想认识。
他叫来酒店的人打听了一番，把情况摸了个大概。
这个女人叫安德娜，原本是沙俄贵族家庭出身，家道败落之后辗转流落到海参崴，眼下依附着一个叫聂赫罗夫的俄国武官，给他当秘书，帮他操持一些场面上的事。
聂赫罗夫这个人，张宗昌随后也打听清楚了。军官出身，有点家底，在海参崴的俄国人圈子里算是有头有脸的。此人有一个人尽皆知的毛病：好赌，而且赌起来容易上头，输红了眼就容易失去分寸。
张宗昌听完，叫了一瓶伏特加，找了个座位坐下来，慢慢喝，慢慢想。
他接近聂赫罗夫的方式，没有任何花哨的地方。
找了个机会搭话，用俄语自我介绍，聊了几句。
聂赫罗夫本来没把这个中国军官放在眼里，但对方开口说俄语，而且说得地道，语调和发音都挑不出什么毛病，这让他有些意外，态度好了一些。
两个人聊了一阵，张宗昌顺势提出打几圈牌，聂赫罗夫一口应了。
第一天的牌局，张宗昌输了，输得不多，但输得大方，脸上没有任何不高兴的表情，结账的时候手都不抖。
聂赫罗夫赢了钱，心情不错，觉得这个中国人是个爽快的赌友。
第二天继续打，张宗昌赢了一些，但赢了不催债，把账记下来，挥挥手说不急。
聂赫罗夫对他的戒心又少了几分。
第三天，第四天，两个人每天见面打牌，输输赢赢，张宗昌始终保持着同一副态度——输了不皱眉，赢了不逼人，像个交情深厚的老朋友。
聂赫罗夫越来越放松，把这个中国军官当成了可以深交的赌友，在牌桌上说话也没什么顾忌了。
张宗昌在心里一直记着账，也一直在等。
等到时机成熟，是最后那一晚。
那天的赌桌上，筹码摆得比平时高。聂赫罗夫头几局手气不错，赢了一些，情绪上来，下注开始加大，越赌越顺。张宗昌跟着，不紧不慢，每一手都接得稳稳的，脸上看不出什么。
到了中局，风向开始变。
张宗昌的牌越来越准，聂赫罗夫桌上的筹码一点一点往对面移，想翻盘就加注，加了注还是输，越急越乱，越乱越输。
赌桌上这种螺旋下滑的感觉，旁观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但身在其中的人往往是最后一个清醒的。
聂赫罗夫不是个例外。
最后几局，他桌上的筹码见底了，想再压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压。
牌局到此结束。
聂赫罗夫坐在那里，盯着空空的桌面，脸色一点一点沉下去。屋子里其他人的说话声慢慢低下来，气氛开始不对。
过了几秒，聂赫罗夫站起来，慢慢地把皮大衣的前襟甩开。
腰间的配枪露出来了，枪柄在灯光下泛着光。他的手按在上面，没有拔出来，但就那么压着，眼睛死死盯住张宗昌，一句话没说。
屋子里安静下来。
旁边的几个人往后挪了挪，没人敢出声。
张宗昌坐在对面，手放在桌上，没动。
他在西伯利亚的矿上见过动刀子的，在战场上见过不要命的，什么样的凶险他都经过。
他看了聂赫罗夫一眼，笑着说道：“兄弟，钱的事，我不在乎。把你身边那个会弹钢琴的女人留给我，今天这桌账，一笔勾销，咱们还是朋友。”
聂赫罗夫愣在那里，没想到对方说的是这个。
他手上的力气松了一些，脑子里转了一圈。
钱没了是大事，若是真硬来，他未必占得了便宜。
而那个女人，说到底只是个依附他过活的秘书，留与不留，和身家性命比起来，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问题。
他把手从枪柄上移开，点了点头。
账两清，各自散场。
安德娜就这样跟着张宗昌走了。
此后的年头里，张宗昌的姨太太越来越多，来自各国，俄国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
他手下还另起炉灶，专门收编了大批流落在中国的白俄军人，组建成一支颇具规模的雇佣军团。
外界给他取了好几个外号，流传最广的是两个。
一个叫“狗肉将军”，因为他最爱打牌九，北方话里管打牌九叫“吃狗肉”，张宗昌把这事干得津津有味，名声就传出去了。
另一个叫“三不知将军”——手下的兵有多少不知道，存了多少钱不知道，姨太太加在一起有多少不知道。
这三个不知道里，最后一条，从1922年冬天的那张赌桌开始，就再也数不清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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