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春，北大一位教授悄悄把家里米缸加满了米，装出一副还要回来的样子。留下一张字条——"身体欠佳，请假数月，请勿发薪"。第二天，怀抱4岁的女儿，带着美籍华人妻子，走过深圳罗湖桥，头也不回。
1950年刚开春，北大宿舍区一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落，有户人家悄悄把米缸塞得满满当当，满到盖子都盖不上了。
米缸的主人还在家里那张旧书桌正中间，压了张轻飘飘的字条，上面就简单几句话，写得特别克制，大意挺随意的：“请个假，去外地待一阵子，麻烦把我那份工资停了吧。”
这位教授，当初是喝透了康奈尔大学的墨水，才在国际遗传学舞台上闪闪发光的，他当年可是怀着一腔快溢出来的爱国热情，跑回国内这片烂泥塘里的，他甚至躲在广西，靠着借来的唯一一台显微镜，给那些连这精密仪器名字都叫不上的学生，在黑板上画了半黑板真东西。
当他靠在黑板下面，用手指缝夹着染色的底图，讲解最实在的数据定律，教大家怎么培育能让水稻收成翻倍的好种子时，肯定万万想不到，这道学术的高墙，差点把他自己的脑袋撞得粉碎，让他落得个不许说话、只能沉在底层的可怜下场。
在那股疯狂鼓吹“人定胜天、随便改造自然就能结出奇迹果实”的大杂烩风潮里，他那本曾经轰动大洋两岸的《群体遗传学导论》，一夜之间变成了落水狗，连他娶了个美籍华人太太这件事，都被粗暴地揪出来，成了搞连坐攻击的把柄。
实验室冷不丁被封上的封条，就是把他生路彻底拍碎了，讲义被没收，老脸和尊严也保不住，要么当众说违心的歪理，要么夹紧尾巴赶紧人间蒸发。
临走前，他从后门出去，敲响了另一排房子里、那位最讲义气的同事家的院门，满背筐的寒夜里，只有惨白的月光下，两颗心做了最重的托付：遗传学这股热乎的命脉，绝不能在这深坑里被大浪完全斩断，得活下去。
他怀里只敢揣着几寸纸卷起来的旧讲义，对方却拼了命地递上来能用来换粮食、换活路的大洋，这真是两个书生，在那个年代的寒冬里，用学术互相守护，在冰冷的世界底层，做的最最冰冷、也最最坚实的科学式托付。
没过几天，太阳也没暖和多少，罗湖桥冷冰冰地架在那里，映出两副截然不同的光景，一个四岁大的娃娃扯着他的袖子，旁边是不敢哭出声的美籍太太，一家三口就这么过了河，到了南岸。
可谁家的大门也不是专门接济落难神仙的，在那个物欲横流、也毫无缝隙的香港街头，足足四百多天，连塞个馒头都要算着日子熬，简直是受死罪，他们甚至拒绝了台湾那边发来的邀请信，一门心思看准了大洋彼岸能保住真理根脉的那条底线，硬是咬牙熬着。
最后还是学术这道大光，照亮了边防办事的那道高门槛。一位得了不少国际大奖的老前辈勃然大怒，直接对着卡签证、要证明文件的官员劈头盖脸一顿骂：“在座的还有谁没读过、不知道我们眼前这位李教授是活招牌？还需要什么死文书、破印章？”
一直熬到1955年，他在大洋彼岸甩出了一项震动全球、至今都不可撼动的医疗黄金准则。
他提出了极具震撼力的四个字核心，那就是严格要求，蒙上研究者的眼睛，绝不让半点个人主观色彩干扰试验结果：“双盲对照原则”这几个字，是所有救命药最根本的护身符。
等到1993年，转基因那些他早就预料到的事情，果然成了震惊世界的大胜仗，喜讯从落下去的西洋那头，传回了升起的东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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